启远网不能再让汪林朋们倒下！

专题：居然智家公告董事长汪林朋逝世，距离解除留置措施仅3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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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中外管理传媒

　　文：中外管理传媒社长、总编杨光

　　——用良知与头脑，杜绝“自己人”的悲剧

　　改革开放前后，中国别如云泥，其实只有一个重大区别，那就是改革开放后，中国有了“企业家”！加入WTO前后，中国再度别如云泥，其实也只有一个重大区别，那就是入世后，中国有了更多“企业家”！如果未来……我们没有了“企业家”呢？

　　谁该上头条？

　　当2025年7月27日上午，刚刚获得自由的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，从自家别墅纵身跃下，选择了彻底的自由……整个中国企业界都深感震惊与痛惜——只要你还有良知，还有头脑。

　　我们要承认，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是缺少基本头脑与深度良知的。因此他们更愿意啃着黄瓜聊花和尚私生子，看完电影就想和老外拼命，而同时对真正的社会悲剧和严峻未来，他们坚持无知无觉。

　　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，中国社会和所有中国人，已走到再不能继续浑浑噩噩地以恶为善、以丑为美、以无聊为乐的边缘了。

　　我在28年前，就郑重告诉我的初一学生：你们成年后，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坚守两件事，一是坚守你的善良，二是坚守你独立的判断力。两者缺一个，另一个也守不住，必然变形走样。——我至今依然这样认为。但不幸的是，从上世纪到本世纪，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恰恰属于这种情况。成年“懂事”后，要么在连续碰壁下，不再坚守善良（诸如和尚念经般念叨“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”），要么从未清醒思考，一生始终被人利用（诸如百年前的义和拳民，和当前的芸芸夹头流量）。

　　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钧，56岁；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，54岁；广东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，53岁；北京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，57岁

　　当花和尚被查，与企业家轻生，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时，我们究竟应该让哪一个上头条？

　　前者除能激发鲁迅先生所痛斥“和尚摸得我摸不得？”的国民阴暗心理之外，有任何正面意义吗？抑或者，此事真对中国社会有任何伤害吗？我们何曾真的相信过这些心系“功德”按时上下班的所谓方外之人？最近不过是靴子落地而已。因为，他们既不创造价值，也未曾撕毁价值。

　　而企业家轻生，且接二连三地发生，则是会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伟大复兴，带来直接且长远重大伤害的！为什么当年富士康员工“13连跳”，社会惊呼一片，而为员工发工资交社保的老板4个月内“4连跳”（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钧，56岁；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，54岁；广东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，53岁；北京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，57岁），却只换来了社会静默呢？这就像提起南京大屠杀的血泪，国人咬牙切齿，但对眼下每天基辅民宅中都在发出的哀鸣，国人却视而不见。双标，既是良知问题，也是头脑问题。

　　谁改变了一切？

　　试想，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每每以“东方大国”自居，是因为我们在1949年之后解决了“挨打”问题，在1978年之后又解决了“挨饿”问题，现在只剩下一个“挨骂”的问题。但我们整日自嗨“厉害了”的同时，却很少有人思考和追问：我们为什么能够从“不挨打”迅速发展为“不挨饿”？也就是：1978年前后，中国国力与中国民生翻天覆地、云泥之别的变化，究竟是靠什么带来的？其间，最大的变量是什么？

　　是枪杆吗？1950年我们就有。是土地吗？1960年我们也有。是人口吗？1970年我们更有。是英明领导吗？新中国一直都不缺。是勤奋劳动吗？上千年我们一直都富余。但上千年来到新中国，中国人举国能吃饱饭，也就这40年的事。因此，思考这个变量，至关重要。

　　其实，1980年之后与之前，只有一个重大区别，对，甚至是唯一区别，就是“企业家”！

　　1980年之前，中国一直没有企业家，只能混工分，所以举国食不果腹，国民经济面临崩溃。而1980年之后，中国只是有了企业家，特别是1992年之后更多社会精英投身成为企业家，更特别是我们有了以年广久、鲁冠球、张瑞敏、任正非、曹德旺、刘强东为代表的一代代“民营企业家”，从而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力，造就了广州火车站的人头攒动，中国便得以从“球籍”边缘，迅速且稳稳成为全球老二。

　　没有企业家，一起挨饿；有了企业家，竞相发财。其实，就这么简单。

　　既然如此，这些创造价值、创造税收、创造就业、创造文明、创造幸福，同时又是九死一生、万里挑一才存活成长的群体，我们所有人不应该尊重、善待、支持他们的事业吗？但当他们连事业都不保，连死亡都不怕时，我们所有人不应该悲痛、锥心、追问他们的境遇吗？

　　有人一定不服气：企业家是发挥了作用，但不宜夸大，还是“时势造英雄”。如没有好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红利，他们哪会取得这么大的成绩？——对，您说得对！那么，当企业家，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纷纷举步维艰时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审视一下我们的社会环境，是不是出了问题？而且还是大问题。

　　正面的案例，摆在这里。35年前的改开之初，当新中国第一部《企业法》颁布时，其首推者、中国经济建设的老领导袁宝华同志，就已经非常前瞻地在考虑同步“为企业家立法”了！只是时机未到，但企业发展就此走上正轨。25年前的跨世纪前后，当褚时健、禹作敏、牟其中三位一线企业家相继出事时，当59现象备受关注时，家父也曾经激动地大声疾呼：“企业家要学会自我保护！”就因为这两件大事，惊醒了国人，完善了制度，松绑了企业家，激励了企业家，并适逢入世机遇，中国经济才有了过去25年的突飞猛进。

　　没有对企业家的保护，没有对企业家的激励，没有企业家的成长，没有企业家的创造，我们国家还能有今天面对特朗普、冯德莱恩“极限施压”时的从容自信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褚时健去世前夕，曾对我独具视角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美国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税收，可以干更多的事。”更大的税收，当然不能来自设定更高的税率（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一再痛心疾首，虽然特朗普不信），而是来自拥有更广泛的税基。而税基的创造，就是来自企业活力的创造，核心就是来自企业家的创造。没有企业家的原点创造，我们什么都不会有！而已经拥有的，也会得而复失。届时，我们就会和我们东边的邻居一样，和我们半个世纪之前一样。

　　谁在成就市场经济？

　　环境的造就，与企业家的创造，是相互作用的。为此，我们不妨简要分享与回想一下我本人对我们“市场经济前30年”的一个脉络梳理。

　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30年，大体可以5年为一个周期，分为六个创新阶段。

　　一、1992-1996：机制创新

　　中国毅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，第一步要做的，就是解放思想，开放搞活。而在监管和企业层面最核心的搞活表现，就是打破机制上的层层束缚，实现治理机制与运营机制的创新，比如从责任制到股份制，比如从鼓励下海到培育上市，核心就一个词：“转制”。转制的目的，就是让企业家想干事，且能干事。于是，中国精英阶层3000年来“第一次”打破“士农工商”窠臼，以经商创业为荣。

　　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，在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布道“中国股份制”

　　反之，如果企业家们纷纷以“躺平”和“守摊”甚至“收摊”为追求，那就一定是机制环境本身出了问题，而不是企业家出了问题，就值得我们回归“南巡”时代去反思。电视剧《繁花》之所以热播，不是因为王家卫很牛，胡歌很帅，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很牛，创业家很帅——而人们今天很怀念那个繁花下的繁华时代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票证和短缺。

　　二、1997-2001：市场创新

　　当机制松绑之后，中国企业家的创造力，在新中国第一次迸发出来。首先表现的，就是在遍地是黄金的“市场”上发力，特别是围绕多元化圈地，和营销端创新。那个时代，产品开始过剩，百姓开始有钱，企业家只要能有独到点子，只要舍得宣传造势，只要稍加关心用户，产品没有不热销的。比如雇人骑车拉货满街转的点子，比如广告标王的诞生与热炒，比如保健行业的虚火与起伏，比如家电大战的精彩与惨烈。往正面说，张瑞敏的“没有淡季产品，只有淡季思维”，及其“地瓜洗衣机”面世，启蒙了广大中国企业家，造福了整个中国社会。往负面说，鱼龙混杂，“点遍天下”，重营销而轻品质，中国企业家的浮躁与虚火，也达到了一个新高。于是，不少企业家的“大败局”，也频频出现在这一阶段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中国人民开始有钱购买各种家电。

　　三、2002-2006：使命创新

　　2001年中国加入WTO，又适逢互联网潮起，是中国经济腾飞最直接的关键拐点。当年中国GDP排名只全球第6，仅仅10年后便飙升至全球第2！可以说，中国人的钱包就是在这10年鼓起来的，所有家当也是这时候攒下的——之后只是顺势借势。而加入WTO的第一个重大价值，便是务虚层面：随着与全球500强同台，以及全球经营管理大师排队造访，让中国企业家对于自己毕生做企业的“使命”，对于“什么才叫好企业”，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认知和界定。在这之前，中国企业和社会基本只知道“省优、部优、国优、驰名商标”。而这之后，不论是“造福全人类”的价值使命，是“出海全球化”的战略使命，还是“打造500强”的量化使命，中国企业家终于在“取法乎上”的指引下，开始尝试界定与修炼自己的长远追求，于是“可持续发展”成为了可能。以张瑞敏为原型的《首席执行官》，就是这个热血时代的缩影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中国人民开始有钱组团海外旅游。

　　四、2007-2011：内功创新

　　中国加入WTO的第二个重大价值，则在务实层面：同样随着与全球同台，乃至开始融入全球产业链，中国企业家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身与全球顶尖标准的全面差距，与全球产业合作中也于青涩中学费多多。这时期，中国企业家从生产管理到海外并购，都在如饥似渴地全面向全球学习，并且是走进去实地学习，回头打磨自己。由于中国企业家在全球无出其右的学习热情，这是中国企业综合实力提升最快的时期，也是管理创新、全球拓展同时“厚积薄发”的时期。今天的龙头企业，大体在这时期三分天下；今天的隐形冠军，大体在这时期初具雏形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，是这10年也是中国企业家社会形象最好、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。在各种媒体和论坛上，企业家都广受追捧。事实证明，企业家的地位，和社会的繁荣，总是成正比的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中国人民开始有钱抢购个人住房。

　　在第20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，“定位之父”艾·里斯提醒：“在国际上建立起中国产品的品牌，这是中国的未来所在。”

　　五、2012-2016：品牌创新

　　当2008年金融海啸令人瞠目地横扫全球后，当“中国造”的品质已着实不差于任何人时，微笑曲线便苦涩地降临中国。中国企业家空前意识到：如果没有品牌溢价，产品做得再好也就“多收个三五斗”；如果不占据国内市场的价值高地，给海外打工的好日子也已不长久。中国企业家摆脱OEM惯性、在国内打造自有品牌的冲动，第一次异常强烈。而正好这一时期，又是移动互联网在市场端风云乍起的时期，于是带来：终端数据使得批量的终端用户，第一次被“看得见”；长尾效应又使得成规模的个性化需求，第一次被“看得见”。于是，品牌品类（而非商标和产品），第一次有了生根发芽的丰沃土壤。基于品类创新的定位理论，也在这一时期风靡华夏，且案例频频，实乃必然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中国人民开始有钱购买私家汽车。

　　第28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会议期间，中外管理传媒社长、总编杨光（左一）、广东唯美集团董事长黄建平（中）与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，就全球产业链格局重构和中国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做交流

　　六、2017-？：逆境创新

　　自从2016年我率先在国内提出“扛与变”的观察与观点后，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家过去25年的“好日子”，就此走过了峰值，转而一路向下。如果说97亚洲金融风暴、03非典疫情、08金融海啸，都是阶段性的疾风骤雨，那么2016之后，从“新常态”成真、18年中美贸易战、20年新冠三年、22年俄乌战争、25年全球关税战……则完全是结构性的、叠加性的巨变，使得中国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几乎不可逆地进入了“深秋严冬”，而且也没人敢说未来就不会进入“漫漫冰河期”，抑或相反，进入“火山喷发期”。可以说，40年里，中国企业家第一次走完了一次可能还尚不完整的春夏秋冬周期。好日子是生活的向往，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逆境，是我们终究要扛，躲也躲不开的。

　　很不幸，这个阶段用5年已远远拢不住，没人知道会延续有多久，也没人知道“第七阶段”的到来要等多久，来了又会是什么。

　　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，在中国和全球都是。但是，有一点却是明确的：当汪林朋们在过去20-40年里饱经风霜、筚路蓝缕，且贡献卓著之后，在这时，却相继选择撒手人寰……绝不是他们不够成功，绝不是他们不够坚强，更绝不是他们不够富裕，也并非因为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全球围堵，让中国企业家们突围无门——草根拼大的中国企业家，总能找到办法，一如过去30年。

　　但是，这有一个前提。